1《武训传》引领的批判潮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亲笔修改的社论《应当重视<武训传>的讨论》。文章原由胡乔木撰写，毛泽东不满意，隧动笔全文改写，这篇文章的第一句话这样写道：——“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统治者的伟大斗争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的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这篇指向明显的“影评”，从此奠定了整个毛时代文艺批评的基调。

随后，周恩来、周扬、夏衍、孙瑜等人纷纷做出检讨。1985年9月6日，胡乔木在《人民日报》称，当年对《武训传》的批判，“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但至今，影片未得公映。

1952年，以《文艺报》牵头，发动了对上海电影界的轮番批评；

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不久补充说，“实施界限和范围，‘是人民内部的自由’”。

1960年代，为加强批判效果，多部影片被要求扩大放映，包括《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林家铺子》《舞台姐妹》《阿诗玛》《桃花扇》等等。

2最高指示：“不要横加干涉”

1979年4月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在祝词中指出，“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1980年10月10日，赵丹病逝，10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他的文章，“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一个补丁都管，管得八亿人民只剩下八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激发我们的警觉吗……有时也想管住自己不说。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

1981年的《大众电影》发表题为《立电影法，杜绝横加干涉！》的文章。

3匮乏年代的读书声

从70年代末起，包括谢飞、丁荫楠、黄健中、张暖忻等三十多个电影从业者，经常在北海举行聚会，日后他们被统称为“第四代”，作为被耽误的一代，他们在信息匮乏的状况下，聚在一起交换稀缺的思想资源，被称作“北海读书会”。一些理论家和作家也参与其中，包括写了《丢掉戏剧的拐杖》的白景晟、写《论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的李陀等，很多现在看来十分幼稚的说法，在当时都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是特殊时期一种“民间思想村落”的形态。

4《寡妇村》：第一部少儿不宜电影

1988年，一部公开打着“少儿不宜”旗号的电影《寡妇村》上映，一时万人空巷。这个由时任珠江电影制片长厂长的导演王进执导的影片，是一次经典的营销。从禁欲时代过来的观众，几乎饥不择食，1981年传言有露点被禁映的电影《原野》，在1988年解禁也引发了疯狂的观影潮，结果发现根本不是。由于分级和审查一直讳莫如深，此后不断有电影以“少儿不宜”、“禁片”等挑逗观众的兴奋度。连《老井》、《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严肃电影，也都热衷于描写偷情或者私奔，印证并且冲击着社会的压抑状态。

5“第五代”高调照耀“黄土地”

1985年8月到12月，《黄土地》先后在4个国际电影节上获奖，11月，《一个和八个》公映，同时，《黑炮事件》《猎场扎撒》等先后公映或完成，1978年入读北影的首批电影“学士”们完成了一次集体登场，即所谓“第五代”。

陈凯歌当年谈《黄土地》说：“我们生活于其间的其实是一个无泪的民族，这个民族中的大多数人是不抱怨的，正如阿城在《棋王》中所说的，‘烦恼是文人的佐料’。所以，当我们不再把中国人的愚昧、落后、无知等现象抽出来单独议论、感叹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民族内在的坚韧的生命力。”

《黄土地》激发了贾樟柯等后辈走上电影业的兴趣，但1993年，《上海艺术家》杂志第4期以北影85级全体毕业生的名义，发表了《中国电影的后“后黄土地”现象》，开启了“第六代”的宣言：“谈《黄土地》真实再现了黄土地上人们的生活状态，倒不如说它把这种生活风格化了，这种认识上的差异使《黄土地》的追求成为之后中国电影的一种时尚，并在一种貌似深奥却是很幼稚的层次上进行仿效，这样也完全割断了《邻居》《沙鸥》《见习律师》的良好发展趋向”。

6《红高粱》和中国电影短暂的“文艺复兴”

1988年．张艺谋执导的《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出于一种民族自豪感，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主流媒体纷纷给予报道，日后又受高层接见，虽然包括后来的文化部长刘忠德等人在内，仍然不满地说，“中国人在酿酒时（往酒里）撒尿……不代表中国，不代表中华民族。……这就是缺点。”

《红高粱》的获奖给中国影人很多“启示”，纷纷从历史符号中寻找与西方对接的资源，而断送了“第五代”一登场时各有追求的态势，包括以城市题材见长的黄建新，都一度跑到乡下去寻找灵感。

“铁屋子”里的女人、舞台上的戏子：张艺谋、陈凯歌等人的电影业成为西方观察中国的一个“镜片”，短时间内达到了辉煌，却又因创作者自己都在重复，而渐入窄巷。

7《血战台儿庄》、《集结号》：如何评价国民党？

前者公映于1986年，后者是2007年。20年，在公正评价国民党上，只前进了一点点。有区别的是，前者让李宗仁、张自忠、池峰城、王铭章、孙连仲、汤恩伯等一众战将出场，碍于时代、也碍于才华，虽有放开公道的勇气，却无呈现复杂性的效果；后者则以小人物的角度，貌似人道地看着双方兄弟当了炮灰、成了新鬼，却仍然语焉不详，空留一番煽情无处落地，让一个带着记忆的老兵在寻找真相的旅途中戛然而止。只准说兄弟情，不准碰是非意。

8《小武》：示范电影节成功之路

1998年，28岁的贾樟柯带着他的长片处女作《小武》在国外一年获得6项大奖。这个“第六代”的后起之秀也一跃上升为代言人。在《小武》之前，这批人已经有不少获奖作品，但《小武》显示了西方人正在抛弃张、陈电影中与现实隔绝的景象，而寻求了解正在崛起的当代中国的角度。贾樟柯敏感的影像契合了这种需求，并直到今日，仍然刺激着不少模仿者走入电影圈。

在这一群人中间，贾樟柯也最成功地解决和示范了电影节生存之路。虽然被批评为寻找现实寓言、符号的意图越来越明显，但却有助于他在征服喜欢微妙的欧洲人后，又获得北美市场的关注。台湾制片人詹宏志当年曾评论侯孝贤说，“如果他想商业成功，他就必须是艺术片导演”，贾樟柯也聪明地“艺术电影”为商品，赢得了很乐观的利润。这一点，众多的跟风者，很少有人看透，还只落得国内市场对其的厌烦。

9电影局与第六代“喝茶”

2003年11月，由于此前所谓第六代电影人在国际上频繁获奖、在国内却备受打压，媒体评论气氛十分微妙，电影局领导最终主动邀约，在北影会议室里“喝茶”对话，会上，贾樟柯、王小帅、娄烨等七人签名（另有多人签名后又退出）提出“分级制”等要求。此后，贾、王等人的电影得以在国内放映，但都票房惨淡，也让媒体“隔靴搔痒”的兴趣立减。并且，国内市场渐渐好转，在审查并未放松的情况下，本就松散的第六代团体也自此各行其道，更多的人转入体制怀抱。当年看似“神来之笔”的“喝茶”事件，却将第六代的利益渴求、适应市场的能力等薄弱环节一一迂回击破，可谓带点魔性的“神来之笔”。

10《疯狂的石头》：消费荒诞

2006年夏天，一部小成本影片《疯狂的石头》，依靠口碑传播赢得了高票房。这个惊喜带来了两方面的启示：一是在大片、伪大片的低智商繁殖时，有素质的中小成本片如何突围？二是它的商业叙事手法，和黑色喜剧的形态，呈现了一副病态社会的荒诞样本，在娱乐观众的同时也挠动了大家身上的“痒痒肉”，它拒绝做“顺民”，却又比呆板的反抗者更有效。其后，多部不相干的影片在营销时，都给自己冠以“又一部《疯狂的石头》”，看重的仍是小成本、高票房的贪婪账本，却很少有人得到那份打擦边球的智慧。甚至，在《疯狂的赛车》里，“黑色”都有了点无聊的味道。